明朝妖书案真实原因(明朝四大奇案之妖书案)

万历朝最大的政治事情之一，就是所谓“争国本”，也就是明神宗的继承者难题。明神宗的皇后无子，按礼制，皇长子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然而明神宗却由于宠爱郑贵妃，有心立郑贵妃的儿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

而把维护礼制视作天职的朝中大臣自然不会坐视明神宗废长立幼的违制行为，因此彼此矛盾持续，疑案迭出，妖书案便是其中之一。从发生到破案，妖书案始终与朝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案件更加错综复杂，疑云重重，妖书案也因此成为千古之谜。

所谓“妖书”，实则是类似传单的揭帖，是一种匿名的政治宣传品。万历朝的妖书案，影响较大的有“忧危议”妖书案与“续忧危议”妖书案，内容都和太子地位息息相关。

德化瓷塑·达摩渡江 “达摩渡江”像，秃头大耳，髡发浓眉，目光炯炯，俯瞰水流，水流浪花翻滚奔涌，袍服在风中飘动，塑得生动逼真。

万历十六年（1588），河南人吕坤任山西按察使，以饱学之士自诩的他把历史上的“烈女”事迹编成一本书，名叫《闺范》。这书刊刻后流行较广，不久便由宦官传到宫里。万历二十三年（1595），获得该书的郑贵妃命人增补了10余名，以汉明德皇后开场，郑贵妃终篇，并加写一篇序文，嘱咐其大伯郑承恩及哥们郑国泰再次刊刻，书名改成《闺范图说》。

不料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人托名“燕山朱东吉”撰写了一篇《闺范图说》跋，题名《忧危议》。托名“朱东吉”，意指东宫吉祥。题名《忧危议》是由于吕坤曾上过一个奏章，尾句有“敬上忧危之疏”之语，因此“借其名以讽”。《忧危议》关键说吕坤的《闺范图说》首载汉明德马后由宫人进位中宫，客观上有适应郑贵妃想走上后位必须，而郑贵妃之所以要重刻该书，目的在于要为立自己儿子为太子制造根据。《忧危议》出现后很快遍及京都，弄得人尽皆知。

吕坤得知自己被卷入是非当中，赶忙写了《辩忧危议疏》向皇帝辩白，申明自己编写《闺范》的效果只是为了“明女教”，与郑氏刊刻的《闺范图说》没关系。神宗见到事儿连累到郑贵妃，不得不亲身出来干涉，称《闺范》一书是他亲身分享给郑贵妃的，由于书里大致与《女鉴》主旨相好像，以便朝夕浏览，并在谕旨中轻描淡写地作出结果：“这事朕已洞知，无须深办。”

神宗下令无须深办，不是对撰写《忧危议》得人怀有宽容之心，而是担忧此事追责起来，郑贵妃难脱关系。不过，神宗并不想从此放过制造妖书得人。郑贵妃的大伯郑承恩见到《忧危议》后，认为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和全椒县县官樊玉衡所做，由于戴士衡曾罢免吕坤，说他“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而樊玉衡则曾在规定册封太子的奏章中斥责皇贵妃“不智”。神宗获得郑氏报告后，立即深夜传旨，将二人下诏狱拷讯，最后二人均被放逐到偏远地区。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十一日早上，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口，都被放入密名书一帙，封面题名“国本关乎”四字，而第一页第一行上赫然写着“续忧危议”五个字。自称“续忧危议”，便是在说明该文是续“忧危议”而成。书里托名郑福成为问答，“郑福成”的内涵，乃是指郑贵妃之福王（朱常洵）将成为太子。

与《忧危议》相比，《续忧危议》的言语更加激烈。《续忧危议》抓住太子摇摇欲坠的境地大做文章，斥责郑贵妃企图废太子，册封自己儿子为太子。书里称，神宗册封朱常洛为太子乃是出于不得已，但太子居住的东宫规制都不具备，因此储位未妥，国本未固，他日必将改封。而一旦改封，由于母爱者子贵，以郑贵妃之受宠，一定是福王朱常洵变成太子。

文中又称，神宗之所以选任朱赓为内阁大学士，是由于“赓”与“更”同音，蕴含他日变动朱家太子之义，还列举了依附朱赓的9个文武大臣的名称，称他们为“十乱”，宣称在“十乱”活动下，不知什么时候太子便会被毁掉。此外，书里还斥责首辅沈一贯为人“阴贼”，“欲右郑而左王（指太子朱常洛）”。

一夜之间，《续忧危议》遍及京都，上到宫门，下到街巷，到处都有，舆论随着哗然。大家看到《续忧危议》竟直呼其名地讨论当时朝廷里最敏感的话题，个个惊恐万状。朱赓一大清早在家门口发现了“妖书”，一看内容，竟是污蔑自己是“动摇国本”、他日更换太子的祸首，惊怒之下马上进宫，将《续忧危议》进呈神宗。这时，提督东厂司礼监宦官陈矩也已经将此事汇报神宗。神宗看完《续忧危议》火冒三丈，指令陈矩“大索，可得造妖书者。”

东厂、锦衣卫为了破获妖书案，在京都掀起了一场大拘捕，一时间弄得京都里外人心惶惶，先后被抓坐牢的是锦衣都督周嘉庆、僧人达观、医生沈令誉、四川渠县训导阮明卿、礼部右侍郎郭正域的佣人毛尚文等。其中周嘉庆和阮明卿等很快被释放，而别人则卷入了朝中激烈的派系斗争。

妖书案发生之初，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由于都被《续忧危议》直呼其名地认定是郑贵妃的同伙，为避嫌疑，都闭门不出，内阁仅剩下沈鲤一人主持日常工作。与沈鲤本来不与的沈一贯肯定不愿将权利作揖交给沈鲤，便想尽办法将沈鲤拖进妖书案中，沈鲤的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便成为他的突破点。沈一贯起先指使他的心腹、刑科给事中钱梦皋上疏污蔑郭正域、沈鲤与妖书有牵连，规定严查究竟。

大怒当中的神宗遂授权沈一贯彻查此事，并下令郭正域“还籍听勘”，同时指令“急严讯诸所捕者”。有了明神宗的授权，沈一贯便放开手脚逐渐诬陷沈鲤和郭正域。京营巡捕陈汝忠受沈一贯之命，先后逮捕了僧人达观、医生沈令誉、佣人毛尚文，这群人都和郭正域有某种联络，拘捕他们就是想从这些人口中引出郭正域。

然而，僧人达观被拷打至死，沈令誉受刑后奄奄一息，都未招认郭正域。毛尚文尽管在诱使下同意指认郭正域，但由于供词破绽百出，没有能达到污蔑郭正域的效果。情急之下，三法司的官员又把郭正域的老乡胡化抓来，要他污蔑郭正域、沈鲤，也遭受胡化的严辞回绝。

为了实现污蔑郭正域的效果，沈一贯等人在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会审时，居然要沈令誉家奶爸的10岁女儿出庭作证。司礼监宦官兼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问小姑娘：“你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一共有几块？”小姑娘根本不懂，便随意回答：“满满一房间。”

陈矩听完大笑，说：“妖书只有两三张纸，印版怎么可能有一屋子呢？”陈矩再问另一个嫌犯：“沈令誉告诉你刊印妖书是哪一天？”那人也是信口雌黄，回答道：“十一月十六日。”参加会审的兵部尚书王世扬说：“妖书于十一月初十日早已破获，怎么可能在十一月十六日才刊印呢？”最大司法当局的会审，弄成了一场闹剧，连对沈令誉的控告都难以创立，对郭正域的污蔑自然无法创立。不甘心的沈一贯派人到沈鲤家里搜察了三天，结果一无所获，便又出兵包围由京回乡的郭正域的乘船，企图迫使郭正域自尽，又遭郭正域的果断拒绝。

就在沈一贯等人抓紧污蔑郭正域时，太子朱常洛得知郭正域因“妖书案”受牵连，十分不安。因为郭正域曾在朱常洛出阁授课时任过讲官，与朱常洛关系很好，深知郭正域为人的朱常洛对有人诬陷郭正域十分不满，数次对身边的官员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又带话给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饶得我，即饶了郭先生吧！”陈矩见太子确保，加上确实无法证实郭正域与妖书案相关，便有意为郭正域辩解。也正是陈矩鼎立翻案，郭正域才免受诬陷。

“妖书案”迟迟没法破获，东厂、锦衣卫的压力越来越重，便抓紧对疑犯搜索。十一月二十一日，东厂缉获一名可疑男子生彩，据他的供词，其兄生光有重大行为。锦衣卫马上逮捕了生光，并在家里破获罗纹笺写的稿件等证据。生光本是顺天府的书生，不过却不走正道，专门以“刊刻打诈”谋生，以前伪造郑贵妃的大伯郑承恩和富豪包继志的诗，向他们胁诈钱财。

尽管生光这些事与“妖书”并无直接影响，办案官员却顾不上这很多，他们把为生光刻书的刻字匠徐承惠抓来做为证人，徐承惠招供曾为生光刻过《岸游稿》12张及“妖诗”一版。执掌锦衣卫的王之桢便由此认定，生光便是“妖书”的作者。然而，生光尽管遭受严刑审问，但始终不愿认可。陈矩了解生光确实不是妖书案的作者，但迟迟不能审结，神宗必定发火，那时候受此牵连得人会越来越多，而生光妖书案尽管诬陷，但他以前犯的事也已是死刑，便有意让生光顶罪。

在与会审官员的努力下，生光总算认罪。据《罪惟录》记述，参加会审的御史沈裕曾厉声对生光说：“恐株连多人，没有归狱。”听完这样的诱供，生光不得不自己“诬服”，之后便不再翻供。他哀叹道：“我为此，朝中得我审结已矣，如一移口，诸臣哪里乞生？”会审官员获得生光的口供，如获至宝，赶忙向神宗汇报，宣称“生光前搞事诗，继播妖书，众证甚确，自认无词。”神宗因此下令三法司尽早判罪。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刑部尚书萧大亨把三法司拟定生光“论斩”的观点汇报神宗，神宗认为定刑过轻，规定从重拟罪。萧大亨心知本案证据不足，“论斩”已经有些太重，不愿再另拟重刑，便请神宗决定。神宗急于审结，便亲身判罪，以“生光编造妖书，挑拨本性，谋危社稷”的罪名，下令将生光凌迟处死，再枭首示众。

生光被凌迟处死，妖书案也终于审结，但相关妖书案的争论却并没有结束。生光是否真是案犯在朝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有人强调，妖书案最后的定案如同儿戏。据《先拨志始》记述，参加审问的御史余懋衡向众官员公布，他判罪的依据是：“昨梦观音大士说：‘妖书系生光造的。’”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匿笑。这话传到宫里，神宗也啼笑皆非。

沈一贯、朱赓对“妖书”出于生光之手表示怀疑。他们曾就此案向神宗皇上表明，相关生光的证据“裂缝繁言，无足推求事实”，“含糊难明”。自然，沈一贯等人的目的是要找到所谓幕后的黑手，也就是郭正域、沈鲤。史载沈一贯的亲信钱梦皋和康丕扬对生光严刑逼供，希望他指控郭正域，生光却冲着他们大骂：“死则死耳，怎奈教我迎夫君（指沈一贯）指，妄引郭侍郎乎！”

刑部尚书萧大亨想取悦神宗，再三引诱生光讲出“同谋主谋的人”，生光不予服从，抗言道：“我自为此，谁为主使？”在会审时，萧大亨甚至把写好的纸条塞进刑部主事王述古袖中。纸条上写着：“脱生光而归罪(郭)正域。”王述古正色回绝：“狱情不出囚口，出袖中乎？”

还有人说，“妖书”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赵士桢一向慷慨有胆识，“妖书案”发后，杜门不出。听说，生光凌迟处死后，赵士桢精神失常，屡次梦到生光索命，一病不起。相传临终前，他透露了这一秘密。又传言，赵士桢临死时，“肉碎落如磔”。所谓“肉碎落如磔”等等，当然是民间有关因果轮回的街谈巷议，姑妄听之。不过，从而也体现了舆论的导向：生光死得诬陷。但谁是妖书真正的作者呢？迄今仍然是个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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